足足過了近三千年之久,它才重見天日;地底下的日子,豈止百年沉寂?


1850年「一代重器」在陜西出土,重獲新生不久的它,旋即又被「軟禁」起來。第一任陳姓主人是個大收藏家,對於其收藏品如青銅、古陶、璽印、錢幣等,均樂於示人;唯獨對於它卻是例外。在購得之後,即運抵故居祕藏,達58年之久。有幸得見者,屈指可數。


第二任主人是直隸總督端方,在他被殺後,其妻乃將一代重器抵押給銀行,家道中落的端府再也無力贖回,直到1930年,第三任主人葉恭綽出現。抗戰期間,日軍覬覦寶物,頻頻騷擾葉府,葉氏侄公超因此被關入日軍獄中。抗戰勝利,上海親日商人陳詠仁為圖自救,遂買下它並獻給中央。1946年,它終於收歸國有,結束了近百年的顛沛流離。


它是一件青銅器,為西周宣王時的禮器,高53.8厘米,口徑47.9厘米,重34.7公斤。形制為立耳,深腹,蹄足,半球狀深腹,口沿下飾重環紋一圈。事實上,它的外形略嫌粗糙,鑄造技術也殊不高明。但是專家學者說:「匹夫無罪,懷璧其罪」;它的價值,就在於腹內所刻的近五百字銘文。


我國古代青銅器上常鑄或刻有文字,這些文字通常稱為「銅器銘文」。而文字研究家們則稱之為「金文」或「鐘鼎文」。考古學家們對於青銅器的斷代多依據於銘文。


它腹內所刻的銘文,首先講述周初文、武之際,周王與主人的先祖,君臣相得、國勢昌盛;進而講到時下域內不安,宣王特命主人全權治理家國事物,克盡職守,對天子負責,不要發生令先王擔憂的事情。最後,周王賜予主人豐厚的品物,他為頌揚天子,特鑄此器物並刻銘文,以傳後世。


其所刻之文,為古今銅器第一長銘,字體屬於大篆,書法風格渾厚凝重而不失典雅,為金文精品。其形式屬於「策命禮」,大陸學者郭沫若盛讚其「抵的上一篇尚書」。


策命禮一稱冊命禮﹐是周王任命﹑訓誡﹑和賞賜的冊命書。由主管的作冊﹐內史﹑尹氏當庭宣讀﹐受命者在左必有儐相在其右﹐導引受命者入門於中庭﹐面向北﹐受命後﹐要稽首以答揚天子。事後再鑄記於銅器。


所以該銘文是一篇西周真實史料,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貴的文獻,同時也是我國篆字時代最經典的作品。當它尚未收歸國有時,其銘文拓片一紙就已經賣到一百兩。據考證,海內現存銘文真跡拓片僅三件。1995年北京瀚海秋拍,有吳昌碩題跋的拓片被賣到六萬元人民幣。


有學者說,它之所以沒有遠渡重洋,流離他鄉,乃是因為它不以外形精美吸引人;而外國人對銘文內容,並沒有足夠的能力與興趣去欣賞,遂得以保全了它在國內的留存。


它,就是與大盂鼎(現在北京)和大克鼎(現在上海)並稱青銅禮器的海內三絕,與翠玉白菜、東坡肉形石,並稱台北故宮三大鎮館之寶的---「毛公鼎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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