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上上禮拜我騎車隨手拍下的景物
這是我看沙郡年紀的讀書筆記:
ㄧ.倫理規範的遞演
事實上，這個目前為止只有哲學家研究過的倫理學的擴展，是生態演化的一個過程。就生態系而言，倫理規範是對生存奮鬥中的行動自由施加限制；就哲學而言，倫理規範是再區分社會行為和反社會行為。其實這是一體兩面，其起緣是相互依賴的個人或團體發展出合作模式的趨勢，生態學家稱這種合作模式為共生（symbioses）。政治和經濟即是進步的共生，在此共生結構中，原先可自由參加的競爭，已有一部分為具有倫理內涵的合作機制所取代。
合作機制的複雜性，隨著人口的稠密，以及工具的效能而增加。例如：為乳齒象時代的木棒和石頭的反社會性用途下定義，要比為汽車時代的子彈和廣告牌的反社會性用途下定義要簡單多了。
我們尚未有處理人和土地的關係，以及處理人和土地上動植物關係的倫理規範。就像奧狄賽的女奴一樣，土地依然只是一種財產；人和土地的關係仍然完全是經濟的，包含了特權，但不包含義務。
倫理規範可以被視為一種引導人們面對生態情勢的模式，這種模式是如此新穎而複雜，而且涉及遲緩的反應，以致一般大眾看不出社會採取了什麼權宜之計。面對這些情勢時，動物本能是個人的指南，而倫理規範很可能就是一種發展中的群集（community）的本能。
＊競爭是本能，合作是規範；從競爭變成合作的模式就是共生。
二.群集概念
目前為止，所有已成形的倫理規範都以一個前提為基礎：個人是成員互相依賴的群集的一份子。個人的本能激勵她在群集中爭取地位，而個人的倫理規範則激勵他和其他成員合作（或許如此才有可供爭取的地位）。
土地的倫理規範只是擴展了群集的界限，使其納入土壤、水、植物和動物；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統稱為土地。
土地的倫理規範使人從土地－集群的征服者變成土地－集群的一般成員和公民。這暗示著，他對這個集群內其他成員，以及對這個集群的尊重。
征服者最後總是被自己擊垮，因為這個角色暗示了征服者根據職權，知道是什麼使群集得以運作，知道在群集的生活中，什麼東西什麼人是有價值或沒有價值的。然而結果證明他總是對此二者一無所知。
目前為止我們只以人類的進取精神來解釋歷史事件，然而這些事件其實是人和土地之間一種生物性的互動。土地的特質和居住在土地上的人類的特質，對於事實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。
早期在新墨西哥州的沼澤上，一些開拓者甚至挖排水溝導致加速惡化。這個過程極其微妙複雜，居民很少能夠察覺。而觀光課則根本分辨不出；對他們而言，這個被破壞的地景仍是多采多姿而迷人的（的確是，但其實它和一八四八年的面貌相去甚遠）。
在印度，人們曾在寸草不生的地區拓居，而且顯然並未破壞土地，這是因為他們採取一個簡單的權宜之計：將草帶到牛那兒，而非反其道而行（我不知道這是某種高深的智慧導致的結果，或者只是運氣好而已）。
簡言之，職務的演替操縱了歷史進行，拓荒者只是證明了土地原有的自然演替過程為何。我們是否可藉此學習歷史？是的──倘使視土地為群集的觀念，能真正深植於我們的智性生活的話。
三.生態良知
自然資源的保護是要達到人和土地之間的和諧狀態。儘管宣傳已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，但是其進度仍十分遲緩，且內容大多只是空洞的口號和集會中的雄辯。
解決這個困境的常見答案是「更多的自然資源保護教育」，然而需要迎頭趕上的是否只有教育的「量」？教育的「內容」是否亦有缺失？
我們很難簡短而適切地概數這個教育內容，但是，這個內容依我了解，大體上是：遵守法律、選賢與能、加入某個組織、實施對你的土地有利的自然資源保護措施，其餘則交由政府來照顧。
這個公式是否過於簡單，因而無法獲致任何有價值的結果？他沒有界定孰對孰錯，沒有指明義務，沒有要求犧牲，沒有暗示當前的價值哲學應該改變。在土地使用方面，他只鼓勵開明的利己主義。這樣的教育將把我們帶往何處？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個例子中找到部分答案。
到了一九三○年，幾乎所有人都可看出，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表層土正往海裡流失。一九三三年，農人被告知倘使他們願意連續五年採取某種補救措施，大眾將以地方資源維護對的勞力協助他們將這些措施付諸實行，並提供必要的機械和用具。大部分的農人都接受了，但是當五年期滿時，這些措施以大半被人遺忘，只有可以獲得立即而明顯的經濟利益的措施，才繼續進行下去。
這使我們想到，倘使農人自己訂下規則，那麼或許他們會學的更快。因此在一九三七年，威斯康辛州議會通過了「土壤保護地區法令」。這條法令實際上是告訴農人：「如果你們自己為土地的使用訂下規則，大眾將為你們提供免費的技術服務…」幾乎所有的郡都立即組織起來，接受州議會提供的協助，但是經過十年的運作，沒有任何一個郡訂下任何一條規則。簡言之，農人選擇了有利可圖的補救措施，但忽略了那些對群集有利，卻不一定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措施。
這是我看沙郡年紀的讀書筆記:
ㄧ.倫理規範的遞演
事實上，這個目前為止只有哲學家研究過的倫理學的擴展，是生態演化的一個過程。就生態系而言，倫理規範是對生存奮鬥中的行動自由施加限制；就哲學而言，倫理規範是再區分社會行為和反社會行為。其實這是一體兩面，其起緣是相互依賴的個人或團體發展出合作模式的趨勢，生態學家稱這種合作模式為共生（symbioses）。政治和經濟即是進步的共生，在此共生結構中，原先可自由參加的競爭，已有一部分為具有倫理內涵的合作機制所取代。
合作機制的複雜性，隨著人口的稠密，以及工具的效能而增加。例如：為乳齒象時代的木棒和石頭的反社會性用途下定義，要比為汽車時代的子彈和廣告牌的反社會性用途下定義要簡單多了。
我們尚未有處理人和土地的關係，以及處理人和土地上動植物關係的倫理規範。就像奧狄賽的女奴一樣，土地依然只是一種財產；人和土地的關係仍然完全是經濟的，包含了特權，但不包含義務。
倫理規範可以被視為一種引導人們面對生態情勢的模式，這種模式是如此新穎而複雜，而且涉及遲緩的反應，以致一般大眾看不出社會採取了什麼權宜之計。面對這些情勢時，動物本能是個人的指南，而倫理規範很可能就是一種發展中的群集（community）的本能。
＊競爭是本能，合作是規範；從競爭變成合作的模式就是共生。
二.群集概念
目前為止，所有已成形的倫理規範都以一個前提為基礎：個人是成員互相依賴的群集的一份子。個人的本能激勵她在群集中爭取地位，而個人的倫理規範則激勵他和其他成員合作（或許如此才有可供爭取的地位）。
土地的倫理規範只是擴展了群集的界限，使其納入土壤、水、植物和動物；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統稱為土地。
土地的倫理規範使人從土地－集群的征服者變成土地－集群的一般成員和公民。這暗示著，他對這個集群內其他成員，以及對這個集群的尊重。
征服者最後總是被自己擊垮，因為這個角色暗示了征服者根據職權，知道是什麼使群集得以運作，知道在群集的生活中，什麼東西什麼人是有價值或沒有價值的。然而結果證明他總是對此二者一無所知。
目前為止我們只以人類的進取精神來解釋歷史事件，然而這些事件其實是人和土地之間一種生物性的互動。土地的特質和居住在土地上的人類的特質，對於事實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。
早期在新墨西哥州的沼澤上，一些開拓者甚至挖排水溝導致加速惡化。這個過程極其微妙複雜，居民很少能夠察覺。而觀光課則根本分辨不出；對他們而言，這個被破壞的地景仍是多采多姿而迷人的（的確是，但其實它和一八四八年的面貌相去甚遠）。
在印度，人們曾在寸草不生的地區拓居，而且顯然並未破壞土地，這是因為他們採取一個簡單的權宜之計：將草帶到牛那兒，而非反其道而行（我不知道這是某種高深的智慧導致的結果，或者只是運氣好而已）。
簡言之，職務的演替操縱了歷史進行，拓荒者只是證明了土地原有的自然演替過程為何。我們是否可藉此學習歷史？是的──倘使視土地為群集的觀念，能真正深植於我們的智性生活的話。
三.生態良知
自然資源的保護是要達到人和土地之間的和諧狀態。儘管宣傳已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，但是其進度仍十分遲緩，且內容大多只是空洞的口號和集會中的雄辯。
解決這個困境的常見答案是「更多的自然資源保護教育」，然而需要迎頭趕上的是否只有教育的「量」？教育的「內容」是否亦有缺失？
我們很難簡短而適切地概數這個教育內容，但是，這個內容依我了解，大體上是：遵守法律、選賢與能、加入某個組織、實施對你的土地有利的自然資源保護措施，其餘則交由政府來照顧。
這個公式是否過於簡單，因而無法獲致任何有價值的結果？他沒有界定孰對孰錯，沒有指明義務，沒有要求犧牲，沒有暗示當前的價值哲學應該改變。在土地使用方面，他只鼓勵開明的利己主義。這樣的教育將把我們帶往何處？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個例子中找到部分答案。
到了一九三○年，幾乎所有人都可看出，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表層土正往海裡流失。一九三三年，農人被告知倘使他們願意連續五年採取某種補救措施，大眾將以地方資源維護對的勞力協助他們將這些措施付諸實行，並提供必要的機械和用具。大部分的農人都接受了，但是當五年期滿時，這些措施以大半被人遺忘，只有可以獲得立即而明顯的經濟利益的措施，才繼續進行下去。
這使我們想到，倘使農人自己訂下規則，那麼或許他們會學的更快。因此在一九三七年，威斯康辛州議會通過了「土壤保護地區法令」。這條法令實際上是告訴農人：「如果你們自己為土地的使用訂下規則，大眾將為你們提供免費的技術服務…」幾乎所有的郡都立即組織起來，接受州議會提供的協助，但是經過十年的運作，沒有任何一個郡訂下任何一條規則。簡言之，農人選擇了有利可圖的補救措施，但忽略了那些對群集有利，卻不一定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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